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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罕见的全才式牛人，苏轼是不折不扣的多面手，诗词文赋，无所不精，美食书画，亦足成名立家。
可是，就是苏东坡这样的通才，亦不是无所不能。他自称平生有“三不如人”——下棋、喝酒和唱曲。这是苏轼自己非常希望精通，却总是难以如愿的三方面。事实上，他在另一方面，也不如人，即做官不如人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
首先，人的才性和能力，多半有所偏重，很难兼擅。
物各有性，性格有极。优秀的人才，多半具备一定的个性，每种个性自有其魅力，亦各有其局限。
文学创作，抒发心志，为苏轼所长。处理官场的复杂关系，兼顾各方，保全自我，甚至不断“进步”，可能是苏轼所不擅长的。
文人多半天真理想，率性而为，快意人生，不太愿为官爵利禄而屈心抑志，不断抹平个性，希和上级，以求进取。苏轼是文人的典范，文人的优点，他几乎全有，文人的这点不足，他也不能免俗了。
其次，文学才华，本质上是一种“务虚”的才能，官场生存需要的最主要智慧却是“务实”的，虚实扞格，难以两全。
文学写心，济世救民，自我实现，实为志之所在。作官相对复杂许多，于多数人而言，为官多为稻粱谋，希望不断获取利益，济世救民可能不是多数官僚们的真正理想。利益好处，实为宇宙中间，最为现实的存在，是最需要“务实”的。
苏轼最主要的身份是诗人，而非官僚。他的文气和心性，排斥官场的种种恶习。在杭州通判期间，他曾抒发自己官场的迎来送往的厌倦，称连绵不绝的酒宴为“酒食地狱”。
苏轼务虚的才情一流，务实的能力出众，务实的耐心，就稍显不足了。
第三，命运遭际，并不由才情决定，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。苏轼屡遭贬谪，主要原因不在其才华横溢，而在其不迎合当局，不附会权贵，不愿为了功名利禄而改变做人做事的原则。
苏轼的政治才能卓著，行政能力突出。他非常较真，总是批评王安石变法的不足，王安石把京城一个事务繁多的差事给了他，希望让他忙起来，无暇跟自己对着干，结果苏轼太能干了，不仅本职工作干得漂漂亮亮的，反而，还有很多时间研究批评新法，给皇帝老子写万言书，提意见。
在地方作知州时，他防洪救灾，疏通西湖等河流湖泊，兴建水利设置，在朝野赢得了极大声誉。在被贬斥后不久，很快被起用，回到中央。
苏轼屡遭贬斥，谪居荒蛮，并非因缺乏政治才干。不愿同流合污，和光同尘，不愿浑浑噩噩，自利自保而改变原则，是他不断遭到打击迫害的主要>缘故原由/span>。
当然，树大招风，才情盖世，名声巨大，号召力极强，确实造成了政敌变本加厉地打击，正如他的学生李廌在悼词中所说的“才高为累”！
最后，北宋中后期的此起彼伏、绵延不绝的党争，也是苏轼屡遭贬斥的重要原因。
跟屈原类似，苏东坡具备淑世精神，兼有独立不迁的人格，不苟同，不敷衍，坦荡行事，真诚做人，不虚伪，不矫饰。宋神宗和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之时，它指出新法的种种弊端，希望朝廷能够留心，加以改变，他不反对改革，反而支持强国富民的政策。他反对的是标榜富国强兵，富国饶民，实则富国扰民、强国弱民的政策。
司马光等“旧党”人物执政后，又不分青红皂白，尽废新法之时，苏轼再次反对。他希望能够具体分析利弊，废除扰民害民的政策，对效果较好的措施，应该继续推行。然而，在昔日的“战友”旧党人士看来，苏轼业已“变质”，站到了“敌人”一边，因此，就对苏轼加以打击了。
[图：苏轼《黄州寒食帖》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]
当然，对苏轼打击最为决绝最为狠重的，还是后来在哲宗、徽宗亲政之后的新党人士了。
酷烈漫长的党争，导致苏轼一生中的一半时间都在贬谪中间度过。
国家不幸诗家幸，正是因为贬谪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卜算子》（缺月挂疏桐）《定风波》（莫听穿林打叶声）《赤壁赋》《黄州寒食帖》等旷世杰作，才得以诞生。
如果苏轼有来生，让他重新选择，他未必会牺牲诗篇，而选择一个平安顺遂的人生之路了。否则，他可能像晏殊和杨亿等人一样，富有才华，却为富贵所“害”，人生过于顺利，而没能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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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罕见的全能型天才，他在诗，词，散文、书记、绘画等方面的造诣，千古至今，无人匹敌，他代表着我国的词的最高成就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。朝诗人谢灵运说：“天下有才一石，曹子建独占八斗，我得一斗，天下共分一斗。”但如果谢灵运读了苏轼的诗词，估计会改口了。
然而这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在仕途上却并不是一帆风顺，如果套用股市K线走势形容，就是迅速冲高，然而横盘震荡，后急速下跌，接近跌停板，再迅速拉升后，又大幅下跌，小幅收跌后，直至退市。
二十岁高中进士，名动京师，很快就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，礼部尚书，祠部员外郎等，可谓春风得意。
可是好景不长，宋神宗即位后，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。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王安石政相左，34岁的苏轼被迫监官诰院，第二个被迫离京，自求外放，调任杭州通判。 后被调往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，任知州， 这样大概持续了八年，还算平稳。
1079年，四十三岁的苏轼，遭新党人围攻，因“乌台诗案”被捕入狱，差点被问斩，第二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相当地方民团副队长。
直到1085年，宋哲宗即位，旧党得势，苏轼升任登州太守，后回京任翰林学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因不满旧党的做派，自求外放任杭州、汝州、扬州、定州等地太守，这样的好日子持续了近十年。
1094年，58岁的苏轼，因为新党上台，受清算，再次被贬至惠阳(今广东惠州市)、儋州(今海南)。
1100年，徽宗即位，64岁的苏轼调廉州安置、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。第二年遇大赦，复任朝奉郎，北归途中，卒于常州。
纵观苏轼起起伏伏、>崎岖span>多舛的官宦生涯，着实让人扼腕叹息，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审视，一代文豪苏轼官场屡屡被贬，主要原因，大概可以从性格、立场和>申明/span>三个方面去分析。
从个人性格上讲，苏轼是一个率真不势利，孤傲不屈从，洒脱不拘细节，有理想有抱负有情怀有良心的人，正因为这种豪放的性格，在步步惊心，充满潜规则的官场上行走，本色出演的苏轼，显得很不适应，无所适从，因而得罪了很多的权贵，受到排挤和倾轧。
史上曾经记载，苏轼为人旷达率直，对任何人都不设防，掏心窝子，每当苏轼会客时，她的夫人王弗就躲在屏风后面屏息静听。待客人走后，王弗>提示/span>丈夫的失语，以及对别人的轻信，结果证明，王弗说的往往都是对的。
从政治立场上讲，苏轼基本上可划入旧党，但却有>本身/span>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，既不能容于新党，又不能见谅于旧党。他反对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比较急进的改革措施，也不同意以司马光为首旧党尽废新法，更看不惯新旧两党人为了权力和个人私利，结党营私，你争我夺的嘴脸，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，在新党上台时受贬，在旧党掌权时遭排挤。
从个人声名上讲，因为名气很大，容易被当成被攻击靶子。政治斗争是残酷的，新旧两党争斗时，像王安石，司马光这样的政治大咖，重量级人物，虽然也遭受到对方阵营攻击，但最多也是只罢相而已，而像苏轼这样政治上偏于旧党，虽不是核心人物，但声名很响的，则更容易成为被 攻击的对象。
更要命的是，因为苏轼的诗词写得太好，在当时广为传播，甚至连后宫里的皇太后，皇后、宫女什么的都成了苏轼的粉丝，搞得后宫春心萌动，皇帝自然不悦。因此每当对手弹劾苏轼时，皇帝也从个人私心上讲，也是乐意将苏轼外放的，因此我们天才的苏大学士一生，不是在被贬流放，就是在被贬流放的路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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